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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史书记载(清朝只有一个兵部,为何同时存在多个兵部尚书,谁说了算)

  作者:   古诗文网   类别:    知识     发布时间:  2024-09-18    点击:  224 次

王夫之的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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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志·王夫之列传》

《船山学案清儒林学案·王夫之》

《清史稿·王夫之》

《清史列传·王夫之》

《清史纪事本末·王夫之》

《清代七百名人传·王夫之》

《清儒学案新编·王夫之》

《清代人物传稿·王夫之》

清朝只有一个兵部,为何同时存在多个兵部尚书,谁说了算

文/穆炳森

中国 历史 上,弑父篡位杀兄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父亲诛杀亲生儿子的事却较为罕见。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然而在清朝前期,却发生了太祖努尔哈赤亲手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事情。

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十六个亲生儿子,爱新觉罗·褚英是他的嫡长子。

褚英从小随父南征北战,为统一女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建立后金王国的卓越功臣,被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立为太子,授命执掌国政。可是就在褚英崭露头角,地位蒸蒸日上的时候, 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后,这位屡建功勋的皇太子的名字突然在大清的史册上消失了,在《清太祖实录》中再也找不到他的有关记载。

褚英有什么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还是善终?是战死沙场,还是因罪诛杀?如果是被父亲所杀,其原因又是为何?这一连串的疑问均找不到答案。

对于太子褚英记载的消失和他的死因众说纷纭。直到褚英死了三十五年后,在《清世祖实录》中才第一次提到:“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以后又在《清史列传》中找到了“褚英以罪伏诛,爵除”简单几个字。这样看, 太子褚英是因罪被诛无疑。

那么,他因犯何罪而死于国法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褚英短暂的一生及其作为说起。

爱新觉罗·褚英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正是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进行统一女真征战的时候,褚英就在这样格杀争战、险象环生的境况中长大。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造就了他性格上的勇敢和躁烈。严酷的生活磨练,以及父亲的悉心训导,使他很快成为一个英姿勃发,在战场上屡建军功的勇武少年。举两个例子,完全足以说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八岁的褚英受命与大臣费英东率一千精兵征讨东海女真。这是褚英首次担任主帅,他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一连攻取二十多座屯寨,大胜而归。对此,努尔哈赤十分高兴, 亲赐为“洪巴图鲁”(满语英勇的音译)荣誉称号 ,并晋封为贝勒。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褚英同小叔舒而哈齐,弟弟代善等率建州兵三千,护佑五百户蜚悠部众返程。在一个叫乌碣岩的地方遭到乌拉兵的堵截。褚英率先冲入敌阵,奋勇向前,无人敢挡,带领全体将士殊死拼杀,使乌拉兵败逃窜。这一仗大获全胜,斩杀乌拉兵三千多人,获马五千匹,盔甲三千付,擒杀乌拉大将博克多。

乌碣岩大战不仅大大削弱了乌拉部的力量,而且打开了建州通往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的通道。为此, 努尔哈赤欣喜万分,赐褚英“阿尔哈图图门”(足智多谋之意)尊号。

在这之后,褚英久经沙场,军功卓著,成为父亲最主要干将和得力助手。在努尔哈赤五十四岁时褚英被立为太子,秉执国政,当时他三十四岁。

由于努尔哈赤的宠信,此时的褚英已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然而他年轻气盛,见识短浅,在权力角逐和抗衡中,不知韬光养晦,做出了许多蠢事。

他首先对努尔哈赤信任的“四大贝勒、五大臣”(后金的皇族重臣)心存忌惮,总想趁着努尔哈赤在世时,削夺他们的权力,为自己顺利继位铺平道路。褚英的这种做法使四大贝勒、五大臣感到人人自危,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使褚英陷入了孤立的地位。

褚英对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自察自警,而且做出了更蠢的事: 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竞号令诸贝勒与诸大臣对天发誓,一定效忠自己。 并扬言:如果不顺从他,继位后将断绝对他们的供养并逐出皇族。褚英哪有其父的资历与威望,四大贝勒五大臣怎么能买他的帐?于是纷纷向努尔哈赤上书告他的状。

对此,努尔哈赤心情十分沉重,召见褚英面谈,陈述利害,促使他痛改前非。然而褚英把父亲的劝告当成耳边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对父亲产生怨恨,更加变本加厉,继续我行我素。褚英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努尔哈赤,于是下令剥夺了他的权力,并将所属部民和牧群悉数收回。至此,褚英从被立为太子到最后失去执政权力,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褚英被削去权力后,努尔哈赤两次亲征乌拉,都让他留守建州,但并不把守城的责任交给他,表现出了对他的极不信任。对此,褚英不但没有反躬自省,反而更加对父亲不满。他曾放言:“如果兵败回来,我不会让他们进城的。”

努尔哈赤回兵后,褚英的种种言行被部下揭发,努尔哈赤盛怒之下将他囚禁起来。褚英被关押两年之后, 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以罪恶深重,不思悔改之名被处死。时年,他只有三十六岁。

褚英犯的错误,按照常理,只需把他终生囚禁就可以了,为什么努尔哈赤不顾遭人议论,残忍的杀害了自己亲生儿子呢?

对于这个问题,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寻:有人根据关于对努尔哈赤“虽其妻及素亲者,少有所杵,即加杀害”的说法,试图从他的性格上找原因,说他是一个生性残暴的人;也有人认为他杀褚英是为了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有人戏说,父子反目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等等。

对于这桩 历史 上鲜见的父杀亲子的悲剧,经过长时间的 探索 研究,现在被多数人认可的说法是:努尔哈赤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当他的力量还很弱小时,他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骨干队伍,同心同德朝既定的大目标共同奋斗。当时努尔哈赤的这个骨干队伍有两个集团组成,即以四大贝勒为代表的宗室贵族集团和五大臣军功贵族集团。当褚英被立为太子执掌国政之时,由于没有处理好与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弄得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对利弊进行了权衡,如果不处理褚英,就会出现大臣与太子对立和各集团不和的局面,从而对他建立后金政权和大清绩业不利。所以努尔哈赤选择了诛杀褚英来安抚这两个政治集团,从而保全他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

但是,努尔哈赤不想背上诛杀亲子的千古恶名。为防事情泄露,于是采用了不把太子褚英的踪迹记录在案的方法来掩盖真相,以免给后人留下“虎毒食子”话柄。这便是我们为什么在 历史 档案中找不到关于褚英记载的原因。

太子褚英被杀,简单说来是父亲的残忍,实际上是政治的需要。

参考资料:

《清太祖实录》

《清史列传》

《清世祖实录》

《清史稿》

陈沆是什么朝代的,是宋朝吗?

隋朝从五省六曹制中不断改良,逐渐发展成为主导了封建社会上千年的三省六部制。

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也承明制复刻了三省六部。

不过,按常理来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各一名老大领尚书衔,但清朝的兵部却是个例外,放眼全国,经常同时存在十个,甚至十余个兵部尚书。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清朝的六部均配制双尚书,满汉各一人。其实不光是六部,很多重要的岗位都是满汉双配。

当然从最初的后金时,并不是满汉两套班子,随着女真人的地盘不断扩大,投降人数不断增加,仅靠女真本族的力量很难统治整个中国。

▲八旗在京城内的分布

于是,女真人为了平衡各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汉族和蒙古族,设置了大量与满族人相同的岗位。比如八旗就有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之分,王公贵族也有满蒙汉之分。

现在唯一还健在的清王妃,就是少数民族的库车王达吾提,目前居住在新疆库车。

所以,在清朝后来的六部中,可以看到满族尚书和汉族尚书各一人。

另外,清朝还有一群特殊的兵部尚书,他们就是地方督抚。

封疆大吏主要包括总督和巡抚,其中总督为正二品,但一般会加上“兵部尚书”和“督察院右都御史”衔,升为从一品;有的资深总督,比如像李鸿章这种,会加“大学士”衔,为正一品。

因此,放眼全国,算上地方督抚,经常会同时出现多个兵部尚书的情况。

▲清朝地方官员体系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兵部尚书,兵部到底是谁说了算?

真正在兵部好使的是兵部的满族兵部尚书,主事兵部的选用武官及兵籍、军械、军令等。

而汉族的兵部尚书实权很小,更多像是荣誉称号,毕竟满清对数量远多于他们的汉人,还是有很强戒备心的。

至于总督加衔的兵部尚书,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管理兵部,而是为了节制辖内绿营军用的。

清朝在地方上也分布着大量的军队,主要为八旗和绿营。其中八旗是归清廷所辖,一般由驻防将军或都统管理,基本都是满人。八旗是清朝统治者最信任的军队,是武装底线。

▲清末的巡防营,就是从绿营部队中精简出来的

绿营则主要由汉人组成,可以看成给八旗打辅助的。各省绿营的主官为提督,尽管是地位略低的武官,但毕竟提督是从一品的高阶官员。如果总督不加兵部尚书衔,不但品级没有提督高,更是没有理由节制提督下辖的绿营军。

但有了兵部尚书的衔就不一样了,尽管是虚衔,但提督必须要听从兵部的调令,这样就可以让总督掌握了绿营军。

以上。

参考资料:

《清史稿》、《清史列传》等。

清末四大冤案是哪四大冤案?

陈沆是清朝的。

陈沆1785年在今湖北浠水县出生,于嘉庆十八年中举,二十四年中进士一甲一名,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授翰林院修撰。

清道光二年,任广东省大主考,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卒年,《清史列传》记为道光六年,后归葬于浠水县西调军山南麓。

陈沆天资颖异,八岁能文,出语惊其长老。嘉庆十八年,举于乡。二十四年,以第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元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

三年,充会试同考官,转四川道监察御史。道光六年卒。陈沆为人好贤重友,与董桂敷、姚学塽、贺长龄、陶澍、龚自珍诸人相善,而与魏源情谊尤笃。

陈沆在历史上较为知名,主要缘于科举状元之身份,其诗赋也受时人推重,以诗文雄海内,卓然为一代大宗,有《简学斋诗存》《简学斋诗删》《简学斋馆课试律》《简学斋馆课赋》等传世。

在后世也得到较多关注,相较而言,陈沆的学术成就则不甚突出,由于享年不永,其学术著述不多,后世所传惟有《近思录补注》十四卷。

又有《诗比兴笺》四卷,原题陈沆撰,但经过李瑚先生等学者的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是魏源的著作,在陈沆身后魏源将之移赠于其名下,以期给亡友增加一项名山事业。

百度百科—陈沆

刘绎简介

清朝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

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也有版本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震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我觉得两个版本标准不同,一个是宫廷政治方面的,一个是民间的,都有可信度。

回答者:李家思 - 大魔导师 十三级 7-18 18:27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

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刘绎

〔清〕(公元一七九七年至一八七八年)字瞻岩,江西永丰人。生于清仁宗嘉庆二年,卒于德宗光绪四年,年八十二岁。道光十五年(公元一八三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书房。十七年,提督山东学政。事竣,温旨询问家世,命侍父母居直庐。寻以亲老乞归里。性至孝,主讲鹭洲书院,去家百余里,每月必一归省。咸丰初,廷臣交荐,诏入京,父巳殁,召对,仍以母老陈情归。太平军陷郡邑,奉母避山中。朝命加三品衔,督办江西团练,不辞劳瘁,多所保全。旋丁母忧归。终制,召入京,年七十,以老疾辞。后终于家。绎与祈寯藻相契,工诗文,著有《存吾春斋文钞》十二卷,诗钞十三卷,《崇正黜邪论》一卷,均《清史列传》传于世。



王氏历史上有哪些名人?

王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王诩、王翦、王陵、王昭君、王莽、王霸、王充、王允、王潜、王敦、王导、王羲之、王猛、王献之、王世充、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王忠嗣、王仙芝、王建、王审知、王审琦、王重阳、王应麟、王实甫、王冕、王蒙、王守仁、王锡爵、王士祯、王国维、王正廷、王若飞、王耀武、王树声、王淦昌、王震、王大珩、王安石、王夫之等

1、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临川(现抚州)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着名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警辟精绝,风格或遒劲有力,或情韵深婉。1069年任参知政事始,推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深刻影响,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2、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子时,卒于壬申正月初二午时。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着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着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3、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4、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5、王羲之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着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王羲之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历史记载,明朝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1610-1695) 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着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着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着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 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一生着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着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着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生平

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崇祯皇帝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曾参加抗清活动,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

明亡,屡拒清廷征召,隐居着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任傅学鸿儒,均遭黄拒绝。康熙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的着作。康熙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

黄宗羲和他的兄弟黄宗炎、黄宗会都是当时着名的学者,有“浙东三黄”之谓。后代中的黄百家亦是清代着名学者。

学术

宗羲学识渊博,大凡天文、历算、音律、经史百家,释道、农工等无不深究。治学以捍卫阳明心学自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亦重史学之钻研,服膺者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皆以史学名家,蔚为浙东学派。

黄宗羲从文学角度强调“性情”,反映现实,表达真意。其诗风格朴实,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强意志。

天文历算

黄宗羲并精通天文历算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是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Fred Espenak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沈括于《梦溪笔谈·技艺》中说:“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数学

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

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乐律

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地理

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

背景

政治上:明清鼎革,君主专制强化,弊端丛生;

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文化思想上:理学家鼓吹的理论具有虚伪性,科举制度使思想界因循守旧。

思想

主、民本思想

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着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是指中国历史上赋税改革历朝历代都有进行,虽赋税改革目的很多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国家财政,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下降,但随后又增长到比改革进行前更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最后也得不到改善。

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

哲学观点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

“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政治、经济观点

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政治制度改革。

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文学观点

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

黄宗羲赋税思想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着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教育

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着《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 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

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

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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