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为什么受招安(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宋江为什么受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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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山伯的三代头领中，宋江是最有作为的一个，水泊梁山是在他的手里做大做强的。可以说没有宋江，就没有梁山后来让朝野震动的强盛。但宋江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后来受了招安，让梁山一百单八将饱受南征北战之苦，最后南征方腊回来，只剩下了区区二十七个人。读者读到这里都是暗自伤感，便会不约而同地把这个悲剧和受招安联系在一起，认为不受招安，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事情也许是这样！但梁山众好汉如果不受招安，一百单八将就真的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地在梁山泊中快活一生吗？其实事情不是那样简单的，因为那种豪情十足的日子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宋江受招安是有苦衷的，也是不得己而为之，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这也是宋江吧梁山做大做强后，不得不转变自己的思维，而做出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称分金银”，是当初诱惑许多人上梁山的条件，黑旋风李逵对这个条件最热衷，宋江和李逵初次见面，也是用满足李逵食欲的方式，把李逵收服的。所以在后来的梁山上，出现了专管安排宴席这样奇特的职务，而宋江则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宋清，可见宋江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让别人干他还有点不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梁山上的场面，一百单八将在聚义大厅就坐，围着几十桌丰盛的大碗酒大块肉猛吃猛喝，只武松鲁智深这两个人，一顿下来就得两坛子酒四五斤熟牛肉；大厅之外是众多小头目们的开怀畅饮之地，同样也是肉山酒海；各山寨之中的小喽啰虽然是席地而坐，但也是大块肉大碗酒，喝的兴高采烈。梁山上究竟有多少人，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以能上战场的正规人员为计算单位，一百单八将平均每人领导三百名小喽啰，那梁山在鼎盛时期就有三万多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做饭的厨师和养马的马夫这些后勤人员。这三万多人照这个水平消费，一天得吃掉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喝掉多少坛子酒？虽然书中没有写出准确的数字，但数目一定是巨大的。我们应该清楚，当时是农耕经济时代，众好汉吃的都是绿色食品，农民们养的猪牛羊是按年来计算的，不像现在用促长素、催肥剂、瘦肉精喂养的家畜，两个月就能出栏，况且牛还是当时的生产工具，过度的宰杀，就会给农业生产带来破坏，所以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是明令禁止宰杀耕牛的，梁山众好汉们是统治阶级管理不到的一群特殊人物，这样的条文约束不到他们，为了他们能大块吃肉，下山掠夺耕牛也一定是家常便饭。但是别忘了，虽然梁山伯号称八百里，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养不起这三万人如此消费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请牤牛屯的乡亲们吃的那顿红烧肉，给乡亲们的印象就是：比屯里最富的地主都富！可见中国古代农村的大多数地主，也过不起每顿大碗酒大块肉的日子！所以说梁山众好汉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是在超前预支，是长远不了的！一旦不能大碗酒大块肉了，李逵答不答应？武松有没有意见？下面的头领可以只顾眼前，可以不问柴米油盐，但作为总当家人的宋江不得不往长远考虑，招安也就成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因为招安既可以保住兄弟们之间的情谊，又可以让众弟兄们在以后继续过大碗酒大块肉的生活。宋江心里明白，在梁山伯待下去，大碗酒大块肉的日子早晚有断顿的一天，一旦饭碗里没有了酒肉，最铁的哥们李逵都会和他翻脸，更不用说别人了，到那时梁山难免会起内乱。但招安就不同了，招安后各位兄弟都有一件美差事干，酒肉是不会成问题的。关键是扩大了消费面积，把有八百里水泊供应梁山众好汉的大块肉大碗酒，变成有当时的全国人民来供应，皇帝老儿的国库毕竟比梁山富裕！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王伦的先见之明，他初上梁山泊时，领着七八百人是何等快活？目标不大只有七八百人，朝廷也不会下死劲和他硬磕，八百里水泊养活七八百人的大碗酒大块肉是有富裕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入伙，王伦就有点犯难，因为他知道林冲是要干大事的人，他会把梁山泊弄得特别扎眼，一旦人多势众，不仅成了朝廷的眼中钉，也会把土地和人口的供求关系打破，势必要加重梁山周围农民的负担，所以王伦宁可得罪恩人柴进，也想把林冲赶下山，这不得不佩服王伦的明智。宋江在这方面就有点二杆子，一进水泊就想玩大手笔，拼命地招兵买马，不惜屈膝下跪求人入伙，后来还来了一次三山合并，就如同当今的大企业，拼力气来扩大规模，却不考虑市场需求，后来弄得入不敷出，只能靠借贷过日子，其最后的结局就是爆发金融危机。后来宋江打东昌东平府，就是在搞借贷！因为梁山泊的生产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三万多人大碗酒大块肉的生活了。要是宋江扩大地盘，以建立新政权的方式来和宋徽宗对抗，也能保住众弟兄们大碗酒大块肉的生活方式，但这又谈何容易，因为梁山泊是以“义气”建立起来的，以“义气”搞个小团体倒也可以，要想用义气来建立一个政权，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黄巢、李自成初建起义军时靠的都是义气，最后没能摆脱掉“义气”，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刘邦杀韩信、诛彭越、讨英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大杀功臣；都是在完成从义气向政治体系的过度，他们完成了，就成了成功者！黄巢李自成没有完成，就成了失败者。从李逵穿上县官官服审案子的方式可以看出，宋江的一百单八将不可能以一个独立的形式走出梁山泊，因为梁山完全是“义气”的组成体，一旦加入政治气息，梁山就瓦解了，做过小吏的宋江明白这一点，所以李逵一喊“杀了那个鸟皇帝，让宋哥哥做龙椅”时，宋江就赶紧喝止，他知道那不可能。所以说，是义气让梁山众好汉走到了一起，也是义气把他们送上了不归路，原因就是“义气”建立不起来政权。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宋江接受招安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宋江在成为梁山泊的首领后，始终考虑接受招安，为此，他通过李逵等心腹不断试探众兄弟的意见。

2. 初次试探未果，宋江又借重武松、鲁智深等人的威望，以他们的支持作为自己的底牌，再次试探。

3. 然而，武松、李逵、鲁智深、阮小七等众多兄弟的反对态度，对宋江的压力不可谓不大。

4. 面对压力，宋江并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他先将李逵软禁起来，然后去安抚武松、鲁智深等人，表示自己之所以说要接受招安，主要是因为听说当今皇帝相当圣明，只是为奸臣所蒙蔽，只要接受了招安，就可以为国家效力，实现兄弟们都名传天下的愿望。

5. 宋江在施展出要杀李逵的雷霆手段以后，态度又迅速软化，将姿态放得极低，这就让武松、鲁智深等人无话可说。

6. 最后，宋江不顾众多兄弟的反对，带着梁山泊接受了招安。

这就是宋江接受招安的全过程。

因为当时大宋国力已经衰退,而且多方造反,内忧外患,由此来看宋江他们当时的实力还是有限的.而且根据后来他们征方腊死伤惨重的结果来看同样是反贼方腊的实力也很雄厚,所以就算他们不被招安恐怕也作为有限,而招按后还是有些人落了个好的归宿还是不错的.

一

宋江是个自卑感极强的人，但与一般混日子的小吏不同，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他有强烈的欲望超越自卑。而宋代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官员严重超编，不用说一个“押司”，就是那些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也绝少升迁的机会。这意味着，宋江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寻找另外的人生定位。他利用手中的闲钱，广结善缘，脚踩黑白两道，心存朝野之间，借助官方身份，大搞权力寻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及时雨”的品牌设计。《水浒传》中是这样记载这令人筋疲力尽的包装过程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但令人奇怪的是，书中交代，宋押司自幼丧母，只有一个父亲和兄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那么，他挥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用大宋法院刑侦，寻常人一看，就知道老宋有“灰色收入”，犯的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种立足本单位扶危济困的做法，为宋江本人积累了巨大的声望，从而也为梁山准备了一批干部。如果不是民间歌手兼三陪女阎婆惜的出现，我们可以想像，宋江会把“及时雨”这个品牌长期经营下去，以等待历史的风云际会。但最终是这个美少女的执意要挟打乱了宋江的营销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了他的计划。

这时的宋江虽然对梁山有救命之恩，但他并没有急着投奔。“吏道纯熟”的他知道，在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之前，即使落草为寇，也不过是个小喽啰。后因老父诓骗，回家奔丧，被县政府缉拿，刺配江州牢城。与以往金钱开道，黑社会暗中助力的手段一致，服刑期间的宋公明，一方面等待皇帝大赦天下；一方面上下使钱，买通了包括江州监狱局管教干部戴宗以及司法局的聘用警察李逵等一大批黑白两道的人物。后因酒后失言，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被大宋能吏黄文炳告发，不得已才上了梁山。

一上梁山，宋江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又在显要位置竖起一面大旗，曰，“替天行道”。以致人人都为他这些外在包装迷惑，以为宋江真是至忠至义之人。实际上宋江对大宋从来就没有忠过。他要真忠，还能替晁盖通风报信，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要真义，还能一俟招安就向当年的同道兄弟方腊动刀兵？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宋江本人的价值世界。

二

作为一个面黑身矮、武艺平平的小吏，他想像不出，一个人除了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谋求更高的升迁外，还能有什么价值空间可供一个人的灵魂栖居？也就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骄人的业绩和成功如果经不住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拷问，从而引来众人以致后人的交口称誉，还能有什么意义？可以想象，在这种单一信念支配下的宋江不可能真的造反。在跻身于体制的初期，他一定像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有过无数玫瑰色的梦想。可当一切通过正常途径光宗耀祖的门路被堵死以后，他只能改变思路徐图大起。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道德英雄；可一旦走上梁山的领导岗位，“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场撒娇，一场个人向国家权力机关的摔盆子掼碗，一场通过打家劫舍、装疯卖傻将自己重新踅回君父怀抱的曲折努力。简单地说，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没有新观念的宋江无论从体制出走多远，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招安。为了招安大计的早日实现，宋江甚至不惜令名，动用了包括御用“二奶”李师师在内的一切人力资源，这种“有违圣德”的做法甚至引起了他的忠实“粉丝”李逵的强烈不满，但为了整体目标的顺利推进，宋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将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公司高价出售给赵宋集团，宋江以梁山所有的人马作抵押，开始了和另一暴力集团——赵宋王朝的艰难谈判。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谈判中，一切行动、业务都得服务于整体目标。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不过是一时的促销手段，一旦和宏伟的招安大计相违，立即连贪官也不反了。岂不说贪官太多，反不胜反，按梁山的标准，高俅不是最大的贪官吗？而“捉放俅”的闹剧恰好说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都不过是一时的统战口号。也就是说，在这场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就攫取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用来支配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的目的而言，双方可以说异曲同工。宋头领长期深入基层，混迹于各式公人、听差、媒婆、地保、更夫、商贩、江湖混混、引车卖浆者流之间，并没有可能获得比当时的统治集团多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说，他的脑子里不可能自发生出比当时的文官集团先进的制度理念。即使后来打土豪，分田地，劫法场，杀害公务员，目的也不是要改变或颠覆现存的权力格局，而是要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换句话说，他只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重新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那么，在砸烂国家机器和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选择？有，只是宋江不想。独立于朝廷，“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借用萨特的话，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如果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自外于国家纲常，宋江完全有可能自立于梁山。但问题是，在体制之外，宋江不可能活得自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他看来，只有荣耀在史书里的荣耀，才是真的荣耀；成功在别人目光里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他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依赖国家而自得其乐？谁来奖惩他的功过？谁来记录他的操行？没有国家眼睛的注视，他手足无措。

因此，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且不说梁山的武器、装备无法和赵宋集团抗衡，即使在精神上，梁山就首先输给了朝廷。

三

千百年后，我们知道，宋江缺少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人自上天得来的生命天然地享有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并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同；个人应当成为自身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并要为其担负主要责任。

若拿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水浒》人物的话，宋江可能还比不上被他杀死的阎婆惜。这个流落他乡的妙龄女子，这个熟悉通俗、民族以及原生态等多种唱法的实力派歌手，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女生”，因老父病故，无钱葬埋，被家母典卖给宋江做丫头。但她并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屈从于国家道德的严厉指令，做一个“孝义黑三郎”的无名花瓶。她要在年华将逝之前，尽情享受生命本身的绚烂和美好。说到底，她只想关起门来，过一个正常女人的日子。

然而，正是这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态度刺激了宋江，照亮了宋江生命深处的黑暗、卑微以及像蚁穴一样的苦毒和虚无。他可以忍受这个女人得寸进尺的物质勒索，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生命信条的藐视和敌意。在他看来，这个女人无意中揭开的秘密，是对他的最大挑衅。于是，他恼羞成怒，挥刀相向。

第二个具有明显个人主义倾向的人物是燕青。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帅哥，这个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当行演员，这个在摔跤、射箭等多项群众性比赛中荣获金奖的体育明星，因自幼父母双亡，被卢员外聘为高级雇员。后因吴用使计，随主人上了梁山。出生入死，备尝辛酸。功成名就之际，却纳还官诰，长揖主人而去。临别时，他企图说服主人“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但被卢俊义断然拒绝。卢说：“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殒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言讫，堕泪如雨，浪迹天涯而去。

这个见多识广、义气深重的汉子，当初跟随卢俊义南征北讨，只是为补报主人的养育之恩，并不是真的赞同征剿。一旦主人的心愿已了，他便只想返还自我，做个笑傲江湖的了身汉。这种剔骨还父、剜肉还母、为而不争、功成而不居的精神，唯大智大勇者方能。

最后我要说一说晁盖。这个梁山基业的重要缔造人，这个自王伦以来的领导核心，因不主张招安，而乐得在梁山与众兄弟行侠仗义，逍遥自在，被今人目为“胸无大志”的“草莽匹夫”。若从传统政治学的权谋机诈，为进官僚体制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立场上看，晁盖也许够不上“深谋远虑”，但这仍然是一种低级政治学中的庸俗见解。且不说“招安”是不是“大志”，单从结果来看，南征方腊，十损其八，宋江和他的一百零七位兄弟只有三十六人全身而还，连宋江本人都落得个赐酒药死的下场，就说明招安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梁山带来严重灾难的败举。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本想扬名立万，燕然勒石，最后却死无葬身之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志”？如果晁盖不死，也许他没有能力并吞海内，取赵宋而代之，但以他重情尚义的立场，他如何肯攻打方腊，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也许有人说，大宋疆域广阔，晁盖即使不投降，守住梁山又能怎样？我说，在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版图上，有梁山和没有梁山是不一样的：有梁山，就等于在集权帝国的内部划出了一块自治的地方，天下的英雄好汉就可以汇聚那里，就使得无数被体制挤压被官府追杀的人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

而最终是晁的中箭身亡改变了这一切。临死之际，他留下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众人，不可让宋江做山寨之主。因为所有的弟兄都知道，凭宋江的那两下三脚猫功夫，根本不可能捉住力敌万人的史文恭。而最终通过分化瓦解晁盖旧部，假意让与没有根基的卢俊义等办法，宋江成功地完成了权力交替，成为继晁盖之后的领导核心。

四

宋江一上台，就把“招安”作为一项基本“山策”来抓。他先是通过好言相劝打压了武松、鲁智深等主战派将领的反对意见，又通过呵斥、威吓等办法安定了李逵等心腹干将的谋反之心，进而不惜一切手段拉拢了一批像呼延灼、徐宁、卢俊义这样的中上流人士入伙梁山，来扩大“招安”的民意基础。这样，“招安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成了梁山的路线，不同意见完全被雪藏起来。

而这种好同恶异、强加于人、权力最大者说了算的方针，正是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的根本特征。只要符合“整体利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千万人的生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立、尊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个人主义者看来，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割的，手段就是目的；而在一个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看来，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只要是领导集团的命令——最后总是简化为领导个人的命令——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吴用秉承宋江旨意，为赚卢俊义上山，可以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世清名，可以将生死兄弟李逵谋杀。

在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个体不允许有运用良心判断是非的自由。他的尊严、地位、发言权以及伤害别人的能力，取决于它在这个暴力集团中的位置，而不是他的勤勉、才智和有益于公众的道德水平。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成为某个集团成员的渴望，往往是出于对某种理想的无私热忱，就像宋江天天把“忠义”挂在嘴边一样，但实际上，这种对权力秩序有强烈依恋情结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信念，掩盖在热忱之下的通常是一种单纯的对权力本身的热爱。

这么说，并不是打算对那些挥刀自宫、主动入怀、一朝得势后便仗势欺人的人予以宽容，实际上，即使在大宋朝也不是所有的小吏都像宋江一样地高耸尊臀。看《水浒》，我们知道，征方腊何尝是宋徽宗的主意？为领王命，宋江不惜乔装打扮，急急请缨，说动宿太尉保奏，才得到了杀人的许可证。但即使是这样，如果不探讨宋江招安的历史原因，一味指责宋江的奴隶主义心态，就仍然免不了“苛求古人”之嫌。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毁坏生产奴隶的专制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平等、包容的开放性社会体系，才能使许许多多的宋江不受招安；当然，如其这样，形形色色的宋江根本就用不着上梁山。



水浒传中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古代希望敌方归顺于朝廷,为朝廷效力,而其他既往不咎

所谓招安就是招抚;招降统治者劝诱武装反抗者归降

《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着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

历史上的招安之说形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到了宋末元初,更加合理化,元代仍然肯定它其原因是招安包含着以宋室为正统的抗金反元的内容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宁肯受宋朝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不愿受金人和蒙古人的外族蹂躏宋室再腐败,毕竟是先进的封建王朝,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金人、蒙元武力再强大,毕竟都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落后民族,因此,在宋元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招安政策是能够得到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响应和支持的,招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

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从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拉拢、利诱至于内部原因也有很多,在梁山英雄大多事情都离不开宋江的领导,而受招安一事宋江更是起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这么看,让宋江做首领接受招安是必然的事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而这次招安,则是宋江完成自己设想的第一步透过宋江这个主要人物再来看水浒时梁山英雄的覆灭绝对不是偶然而宋江的结局,更是悲剧兄弟死的死散的散且不谈他临死怕李逵造反,辱了梁山英雄忠义的名声,于是把李逵招回来骗他也喝下药酒吴用、花荣和他的感情很好,在他的墓地上吊而亡

梁山的英雄们的斗争历程和他们的悲惨结局,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和压迫阶级之间的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法调和的,已经举起了反抗旗帜的被压迫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不被消灭,就必须继续斗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倘若妥协、招安,那就意味着失败和悲剧的结局,当然,就《水浒传》作者的主观认识来说,是没有这样自觉和明确的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水浒传》的实际描写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这恰好就说明了《水浒传》有关宋江等人接受招安以及英雄们悲剧命运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水浒传》有关英雄接受招安及其悲剧结局的叙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应当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水浒的故事已经结束,留给后人不尽的沉思正如瀑布,真正动人心魄的,不是上游河水的波澜壮阔,亦不是中间断崖的陡峭险峻,而是水到断崖处,那奋不顾身的纵身飞泻!

宋江最后为什么要选择招安，都有哪些原因？

　　在《水浒传》中，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最终走向了被朝廷招安的道路，其结局很令人唏嘘，因为很多好汉最终死的死，逃的逃，而宋江则被喝下了毒酒，那么，即便没有宋江招安，梁山好汉是否可以走向另一条更好的道路？首先盘点一下当时梁山泊以及所处朝代环境的情况：

　　1，没有群众支持，群众根本不会造反：当一个朝代开始腐朽不堪时，人民忍受不了残暴统治就会揭竿而起，然而在宋朝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奸臣当道，皇帝昏庸，但在基层方面却是相对太平，这得益于宋朝当时经济GDP占世界第一的功劳。

虽然贪官污吏横行，但百姓却是忍气吞声，因为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制度保障，举个例子，平民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武大郎，自己虽然是个小贩出身，却拥有一栋吊脚小楼可以养自己的老婆，社会福利那么好，你认为梁山能成功鼓动他们造反吗？

　2，梁山开支很大，不能维持大量人马：梁山泊最初的几场战争都是聚焦于抢粮，三大祝家庄以及攻打曾头市也是如此，然而梁山面积小，却不能容纳那么多新来的人马，以至于宋江对此很是感到烦恼：毕竟人太多，钱粮很少，若是再继续依靠打劫为生根本就不可能养那么多人，而朝廷刚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拥有五险一金的保障。

　3，梁山距离朝廷首都很近：梁山位于山东省，而北宋都城开封则位于河南省，两个地方相距很近，若是一点风吹草动朝廷大军就会过来。宋江劫掠沿途州县只是小打小闹，只要和当地州县官员打好关系就可以了。

　也就是所谓的官匪勾结。}然而梁山最终还是引来了朝廷大军的围剿，虽然是胜利了几次，但却是惨胜：不仅仅住在梁山的百姓遭殃，也给梁山带来了很多破坏，若是再继续打下去，就没有胜算可言了。虽然宋江等人招安是迫于形势，可惜其招安之后却受制于奸臣控制之下，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着实让很多观众看了之后暗中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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